top

林州农民付培录的学习人生:位卑不敢忘读书

作者:刘剑昆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7-04 09:06   来源:安阳日报

位卑不敢忘读书 
——记林州农民付培录的学习人生

付培录整理文稿和读书笔记  

□记者 刘剑昆

通讯员 付云周 陈煜杭 文/图

  一个农民,年轻时担任生产队长,在生产中遇到了自己不能解决的实践问题和不能理解的理论问题。为了辩证真理,他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答案,从此勤奋读书,用一生的精力收集有关资料,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。而今,他又在学习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》。一个农民,一个曾经的包工头,其学习读书的精神令人敬佩。

  这个农民名叫付培录,林州市采桑镇南景色村人,今年74岁,是一名老党员。当记者见到这位可爱的老人时,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整理读书笔记。他的这些读书心得平时经常让周围的同志和朋友传看。老人十分健谈,说起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时,口吐玉珠,思路清晰,有理有据。

  无品小官遇到了大问题

  “我是在实践中遇到难解的问题后,为了辨别真理、寻求答案才逐步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的。”付培录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。接着,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  付培录在采桑镇上初中时,学习成绩优秀。然而,在读初中二年级时,由于遇上三年自然灾害,学校停课,他回到了农村。

  1975年,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各行各业全面整顿的方针政策,受大队党支部委托,付培录担任了第三生产队队长和党小组组长,带领群众恢复粮食生产。

 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,地里的庄稼需要收割,来年的春小麦又需要及时播种,秋收秋种工作可谓千头万绪。当时情况十分紧迫,如果不尽快收完地里的庄稼,不失时机地种好春小麦,恐怕来年不但交不了公粮,社员的口粮都成问题。

  作为生产队长,付培录心里十分着急,深感问题严重、责任重大。他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克服困难,解决眼前面临的生产问题。经过和生产队队委会的干部商量,他不顾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压力,决定在秋收秋种的生产过程中全面实行“包工包责”的管理办法,以此来提高劳动效率,加快秋收秋种生产进度。

  有一项农活儿是收割玉米。生产队要求把玉米秆砍倒,并将玉米棒和玉米秆分别抱到田头,等待生产队的牛车拉回去,每完成一亩计20个工分。有一个县干部的家属,为了多赚工分,就把自己的3个学生找来一起干。当时是星期天,他们从早上6时一直干到中午12时,完成了两亩地的任务,当天晚上在生产队兑现了40个工分。没想到这件事第二天就炸开了锅,成了全公社的新闻和典型事件。

  当时,生产队有一个不干农活儿的大队干部向上级告状,说第三生产队有一个妇女,一上午就挣了40个工分,是他一个男劳动力的8倍、一个女劳动力的10倍(当时一个男劳动力每天10个工分,一个女劳动力8个工分)。说这哪里是突出政治,是典型的“物质刺激”“工分挂帅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,造成了社员之间的严重不平等,是走资本主义道路。

  付培录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生产队队长,是一个无品小官,做的也是种地打粮的平凡小事,对上层的斗争并不十分清楚。他所关心的是怎样种好庄稼、多打粮食,解决好社员的吃饭问题。可是,政治的冲击波波及了他这个无品小官。

  当时“文革”运动将近10年,农村的派性斗争十分严重,社会秩序相当混乱,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,粮食连年歉收,农民生活十分贫困,社员们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都难以为继。再加上“四人帮”肆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,鼓吹“宁要社会主义草,不要资本主义苗”等荒唐谬论,使一部分社员不愿意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,或者出工不出力、混工分过日子,使农业生产的效率极低,无法保障正常生产,更谈不上粮食丰收。

  付培录后来才知道,正是这样的政治大气候,让他发展生产的举措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。公社(现在的乡镇当时称为公社)党委立即派工作组进行调查,在没有详细核实劳动人数和时间的情况下,就确定情况属实,并作出处理决定:作为生产队的党小组组长和队长,在生产管理中不重视做思想工作,不带头突出政治,而搞什么“包工包责”制,偏离了党的革命路线,造成了社员之间的严重不平等,革命群众意见极大,因此要负领导责任。除了要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,深刻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外,还要逐级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递交检查报告,并立即纠正工作中所犯错误。除了留给当事人5个工分外,一律作废充公,其他类似事项照此处理。

  学习马列释疑解惑

  付培录回忆:“当时,经此事件后,一些平时干活偷懒被我批评过的人也乘机对我打击报复,说我是执行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,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”

  这次事件处理的直接后果是,劳动报酬“平等”了,政治思想“提高”了,路线也“对头”了,但人们的思想却混乱了,社员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被打击了,秋收秋种的速度自然而然地慢下来了。由于没有了效率,耽误了农时,小麦不能适时播种,一半春小麦变成了“晚小麦”,每亩地减产50公斤至100公斤粮食。

  现在看来,这可能是在讲一个幽默的笑话,但在40多年前的“文革”中,这却是实际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毫不夸张的事实。

  付培录心里感到憋屈和愤慨。看了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,对照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,他在思想上感到十分困